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子仪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北京 100094）
中国分类号：5816 文献标识吗：C 文章编号；1671－7236（2003）01－0003－04
1 艰难的起步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首要问题是康复战争创伤与解决温饱，但能源、肥力、畜力不足、农机木成体系，人拉犁现象处处可见。当时饲料工作的重点主要着力于未利用饲料资源的开发及加工、贮存等方面的科普工作名牧业总体的重点是“控制疫病，畜为耕用，猪为肥用，耕牛禁宰，扩大畜群”，在饲料营养科研方面虽然曾有学者提出过各种畜禽的饲养标准方案，惜未久便湮没于书肆。
2 先天不足，后天多病
抗美援朝前后，“向苏联一边倒”，李森科主义、米丘林学派一度成为科技导向。在饲料营养学界则由莫利逊转向波波夫、托迈以及后期的马尔启扬诺夫等的著作及讲稿前后被译成中文，在全国流传甚广。以“淀粉价理论”为基础，以反刍动物为背景的燕麦饲料单位及其饲养标准体系在中国推行长达10年之久。当时在中国“猪为六畜之首”，玉米主要用于口粮，耕畜靠草麸、饼粕供肥用，由于粮食不足，养猪用精料主要靠“返销粮”及农家饲料，不仅能量不足，而且蛋白质也严重缺乏。政府只能号召，解决猪饲料要执行“以青粗饲料为主，适当搭配精饲料”的方针。实际上是采取“有啥喂啥”的原始生产方式。而当时的动物营养科学界一盘散沙，理论脱离实际，盲目地“牛冠猪戴（注1）”，导致我国饲料营养科学在启动阶段不仅流于形式，而且走了弯路。
“玉米饲料单位”反映了当时一批学者想要探索一条走中国自己的路的主观愿望，但事与愿违，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于是正当伊呀学语阶段便照办了“苏联老大哥”的模式，不过是苏联改“淀粉”为“燕麦”，而中国又改“燕麦”为“玉米”，换汤不换药；“东施效颦”而已。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饲料资源开发与加工贮存等有关内容均被列入《中国农业科学 12年(1957～1965)发展规划》。但好景不长，“3年灾害”后，只向科学进军了2～3年，浮夸风滥行、伪科学猖狂，而略有基础研究性质的工作则被冠以“个人兴趣”、‘嘿项目’等大帽子而多数夭折，虽偶有佳作，惜零散、浮浅、无佳可陈。只留有王栋、许振英等先驱们的遗著或大专教材，迄今仍可称为后学者的启蒙经典作，留与怀念。而从“大跃进”到文革后期长达近2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正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集数10年动物营养科学、饲料科学、医药科学、食品科学等领域的科技储备为一体，综合应用于饲料工业及现代化殖业的启动阶段，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很快便使得其畜禽的生产效率比20世纪初期提高了将近1倍。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非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在配合饲料中的广泛应用，计算机优化饲料配方软件的不断升级与普及，畜禽新品种的更新换代以及疫病防治技术的进步等方面的科技进步与普及，使得许多先进国家的养殖业生产水平不断刷新记录。而我国正沉溺于“三割催肥法”、“洗衣粉喂猪法”、“放猪卫星”、‘╳╳╳糖化饲料”、“无粮发酵饲料”等锁国主义时期。左倾盲动，坐失良机，迫使全国人民生活所需肉、蛋、奶供应，采取配给制，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使得我国饲料营养科学本来就落后于先进国家的距离又进一步拉大。
4 重要转折－“万寿路会议（注2）”
从拨乱反正到20世纪末期是我国饲料营养科学发展并与生产相结合的盛世。北京红星鸡场、北京实验猪场及南苑配合饲料厂的问世标志着国家领导对现代化饲料工业与养殖业的重视。但早期的政治气候仍然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个别领导仍然批判在猪饲料中添加维生素、微量元素是“资产阶级富养猪”技术路线。“万寿路会议”是一次解放思想的会议，也是为动物营养科学正名的翻身会。会议落实了为设计配合饲料配方所急需的制定猪、鸡饲养标准及整理出版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的任务。在一批老一辈动物营养科学家的带动下，前后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多次有关动物营养的专业会议及国家攻关项目论证会，大多数会议的气氛都是开诚布公、祥和而积极的。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猪、鸡、奶牛、肉牛、羊、水生动物及饲料营养价值评定等分支学科的“自然分工群体”。并有序地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已故动物营养学会名誉会长许振英教授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全国同行们的支持下，首先创建了“畜禽营养研究会”并受原农林部科教司委托在哈尔滨东北农学院连续5年举办了以全国高级教师为对象的饲料营养科学学习班，这不仅填补了当时民族饲料工业科技力量中存在的断层问题，同时也为避免“六五”～“七五”期间科技工作中的低水平重复，有效利用科研条件，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5 5年耕耘，10年协作，20年初见成效
5年辛勤耕耘填补断层，20年群龙齐舞中华大地。20年来，由于政策的调整，国家的投入、畜禽品种、防疫、卫生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特别是动物营养及饲料科学在养殖业及饲料工业上的普及应用，使得我国民族饲料工业从无到有，总产量几乎翻了60倍，稳定地占领了国内市场，有些产品还销往东南亚各国。2001年，全国在人均占有粮食量基本上徘徊在400 kg（约相当 于美国的1／3）的粮食资源背景下，全国肉、蛋、奶、水产总产量分别达到了 6334万 t、2337万 t、1123万t和4382万t，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全国人均占有肉、蛋、奶量分别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kg、2 kg和1kg增长到了51 kg、19 kg和9 kg；也分别增长了4倍、9倍和8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凭票供应制敞开供应。多年来，价格平稳，供销两旺。铁的事实批驳了西方学者“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谬论。2002年作为“畜禽水产养殖技术”被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评为“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之一，与“两弹一星”相提并论，在全世界公认为是奇迹。
6 从咿呀学语到探索前进
“六五”前期是转轨的准备阶段，当时的饲料加工业还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规制”历史时期，不少官办厂的饲料原料与产品是平价进、议价出，于是成为抢手货。无竞争则无进步，特别是当时由于科技储备的不足，标准化工作滞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于是一度“混合饲料”、“凑合饲料”、“坑农饲料”泛滥；导致相当一部分规模化